-
科考取士，仍为清代选拔人才唯一途径。
在清末，入仕虽然也有其他途径，但因限制极严，基本上“此路不通”，通过其他途径混入官场的，也因“来路不正”而基本上升迁无望。
即使是那些纳赀入仕（向官府输纳金钱谷粟以换取官位）者，也“率皆科举之士”，先纳一官，然后留京应试。
在京城的“有识之士”看来，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一是引见官员，一是考试举子。
然而，官员引见是有凭引期限的，到了期限还没搞定，就得哪里来回哪里了。
当然了，相较于官员引见的不靠谱，应考的举子就“辛苦”多了，考前筹备，考后候榜，其间还要应官谒师，以及落第后留京过夏等等，往往要在京城呆上几年，直到有了最终结果，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
读书人之苦，由此可见一斑。
关键是，吃了这么多苦，不见得就有相应的回报，一旦名落孙山，之前的种种付出，全都打了水漂。 -
每到考试期间，各省在京城的会馆，以及各寺庙，莫不人满为患。
这种盛况，往往也是市肆各铺发财的机会，他们在考举之年的收益，至少是平时的三倍。 -
即使是已经身在官场，也无法避免考试，比如大考。
所谓大考，是指翰林、詹事的升级考试，每十年举行一次，一等的破格提拔，二等前列得升五品，再次一点的，也能得到厚赏。
沦为劣等的，则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或者降级，或者免职，顷刻之间，仙凡立分。 -
每当大考之年，翰林院诸公都无法淡定，有的高兴，有的恐惧。
光绪初年正好是大考之年，人们都以为这一回考上一等的，非张之洞莫属。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素来文思敏捷的张之洞，竟然脑壳里像塞满了浆糊，直到夜幕降临，点上蜡烛才交卷，“竟不获上选”。
第二次大考，人们则最看好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他本人也胸有成竹，没把考试放在眼里，入闱后只管找人讲段子，日暮时分才草草答完，结果也考砸了。
那次列为一等的有五人，其中有个叫戴文诚的。
戴文诚同乡陈御三编修，本拟二等第一，但有人说他为人轻薄，最后列为三等末。
没多久，陈御三又遭名士李纯客弹劾，被交院察看。
李纯客弹劾陈御三，是因为陈曾与张御史之弟同狎一妓，张御史告诉了李纯客，还说陈御三喜欢为人捉刀。 -
光绪十八年，翁同龢主持会试，都以为他非常赏识的张謇将拔得头筹，哪晓得状元却是寂寂无名的武进人刘可毅，翁同龢也很懊恼。
刘可毅，字葆真，也是世家宿学，之前是河道总督许仙屏的幕僚。
他最初不叫这个名字，曾梦见某科会元为“刘可某”，下一字比较模糊，他只认出右边是个“殳”字，是“毅”字的右半边，他以为是个“毅”字，便在考前临时改名为“刘可毅”。
可是后来，他又觉得这个字不吉利，因为“毅”字近“杀”（《左传·宣公二年》：杀敌为果，致果为毅），又有残忍、残酷的意思，当同辈戏称他为“可杀”的时候，他就更加郁闷，颇有怀刑之惧。
“庚子拳乱”时，“刘可杀”果然死于乱军之中。 -
试卷最忌不规整、凌乱、有错误，因为这样的卷子不能排在前列，进入皇帝法眼的几率将大大降低。
但由于时间仓促、考生紧张等因素，出现这些情况在所难免，考生只好打补子予以弥补。
他们用极薄的刀片，将错处轻轻刮去，再在本卷空白处刮取一块好纸，均匀地铺在错处，用水润湿，使之粘连，干得好的，能做到天衣无缝。
精于此道者，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那些手生的，下手稍微重一点，就会把纸穿个洞，谓之“开天窗”，答得再好，也排不到前列。
有经验的阅卷官，阅卷前都要先将卷子扯开，对着阳光平视，没有补疤才开始细读。
原则上试卷落字无上选，但也不尽然。
比如同治元年状元徐颂阁，原本在军机处“已有升腾之势”，不再寄希望于馆选，答卷时落了两个字，懒得打补子，把落了的两字，随便附注于旁，“决不作问鼎计”。
没想到，殿试揭晓唱名那天，碰巧他值班，他也跟着其他人去吃瓜，忽然听到念到自己名字，“仓皇中冠服不备”，只好借了一套穿上。 -
歌功颂德者得高分，历来是科举考试的潜规则。
然而，甲午海战失败后，举国愤慨，群情激奋，光绪二十一年，四川考生骆成骧首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扫除向来颂扬忌讳积习”。
阅卷大臣传阅后，虽然一致称叹，而不敢把他的卷子排在前面，进呈皇帝时只排在第九。
没想到，光绪看到后，不但不认为犯忌，反而“喜其忠愤抗直”，特钦点第一，骆成骧也就成了那一届的状元。 -
光绪二十年，因云南、贵州二省路远，特许其“最先点放”，也就是说，本于光绪二十一年举行的乡试，云南、贵州两省比其他省份提前一年举行。
那一年，云南的主考官为李哲明，副考官为刘彭年，贵州的主考官为张星吉，副考官为吴庆坻，四人的名字合起来为“明年吉庆”。
这是巧合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来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朝廷重臣借此机会弄巧献媚。
利用选拔人才这么大的事拍那个老女人马屁，这些朝廷大员，不知脑袋进了多少水！ -
光绪末特设了一个经济特科，但戊戌变法失败后，没来得及施行就被慈禧太后废除了，后来她又宣布恢复。
经济特科考生不拘资格，由三品京堂（清代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如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国子监及大理、太常、太仆、光禄、鸿胪等寺的长官）以及各省督抚保荐。
光绪二十九年，在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考试，一名叫梁士诒的考了个第一名。
有人却对慈禧说，梁士诒是广东人，又姓梁，弄不好是梁启超的兄弟。
慈禧大怒，她最恨的就是康梁师徒俩，因为戊戌变法就是这两人挑的头，梁士诒知道后，急忙逃到香港，才避免了可能的大祸。
其实，梁士诒虽然姓梁，却与梁启超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素材源自《旧京琐记》
本文转载自：历史教师王汉周
文章版权声明：除非注明，否则均为趣道网原创文章，转载或复制请以超链接形式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