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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臣与奸臣，究竟应该如何分辨？
结党营私者，是不是一定是奸臣？死社稷护君王者，是不是一定是忠臣？
张居正是忠臣吗？可他死以后，朱翊钧认定他是忠臣，满朝文武都批判他，抄其家、削其爵，开棺鞭尸让人痛骂了几十年。
王振是奸臣吗？可英宗最信任他，认为他在土木之变里是为国殉死，给他立碑立传，供奉过他塑像的智化寺，老百姓给的香火最盛，直到清朝乾隆年间才把石碑推倒。
忠与奸，究竟由谁来定义？
隋朝有个大奸臣叫裴矩，出身清正廉洁的官宦世家，是当初跟着杨坚打天下的老员工。
开皇八年，晋王杨广为元帅，南伐陈朝，裴矩就跟着杨广做幕僚。
在杨坚在位期间，裴矩曾经平定岭南、讨伐突厥，减轻了对中原王朝的威胁，功勋卓著，一路高升。
等到杨广即位，裴矩奉命经略西域，卓有成效，使西域四十多国皆臣服隋朝，拓疆数千里，史称“交通中西，功比张骞”。
不过，杨广当了皇帝不久，就开始飘了，一把撕下他即位前艰苦朴素勤奋老实的面具，开始诛杀宗室、党同伐异，还强令各地进贡童女、征调民夫，大搞工程。
杨广好大喜功，最喜欢搞面子工程，还听不得一点反话，朝中劝谏的忠臣不是被贬就是被杀。
裴矩作为素有清名的两朝元老，这个时候没能坚守自己的底线，率先跪舔皇帝臭脚，不仅支持他修运河、建东都，还撺掇他江南风光好，吸引得杨广年年要出巡，折腾得民不聊生。
裴矩因为会揣摩皇帝的心思，出了很多奇思妙想的点子，把杨广伺候得眉开眼笑，盛赞他“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倾，则矩以闻；若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
大业六年，杨广到东都洛阳，正逢元宵佳节，各邦国都派使者来朝贺，裴矩以“蛮夷朝贡者多”为由，撺掇杨广召集几万名艺人，在端门街进行百戏表演，让官员百姓皆盛装华服前去观看。
他还在三市店肆设置帷帐，大摆酒席，为了炫耀财富，将树木缠上丝绸，道路铺满地毯，一切酒席食宿都对外国人免费，闹腾了整整一个月。
蕃民嗟叹不已，都称中原是神仙之地。杨广看到此情此景，“万邦来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大大奖赏了出主意的裴矩，但这场盛宴背后耗费的民力物力，却使得百姓怨声载道。 -
杨广犹不知足，他还想开疆拓土，征伐高句丽。
裴矩早就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这一心思，进言道：“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
“高丽这块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原的，先帝也很想征伐它，咱们如今怎么能让它仍为蛮夷之地呢？”
一番话说得杨广心痒痒，当即不管四处生变的民乱，一意讨伐。
三次伐高句丽没有取得预料中的战果，反而严重消耗国力，动摇了国本。
杨广意兴阑珊，南下巡幸江都。
彼时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士兵也多有逃跑的，杨广大怒，让裴矩回长安接待外邦使臣，裴矩觉得北方不安全，称病不去。
杨广急的团团转，裴矩却在这个时候进言，要皇帝把江都美女都集合起来，分给士兵发泄恣欲，以此鼓舞士气，杨广昏了头，竟下令照办。
裴矩于是把全城的妇女都抓来，连尼姑道婆都不放过，强行让她们做了慰安妇。
大业末年，宇文化及发动政变，杀杨广，当时裴矩正在上朝途中，被士兵抓住。没想到，这群士兵先前因裴矩的进言娶到了江都妇女当老婆，对他心存感激，没杀他。
武德二年，宇文化及兵败被杀，裴矩被窦建德俘获。
窦建德觉得他是前朝重臣，对他十分礼遇，还让他做了吏部尚书。
不过，窦建德在虎牢关之战中被李世民生擒，裴矩作为降唐的使臣，将崤山以东地区全部献给唐朝，又因此当上了唐朝的官。 -
就是这么一个“悦媚取容”、几度易主的“大奸臣”，却在归降唐朝后跟变了一个人般，再不搞鸡鸣狗盗的花花工程，反而恪尽职守，秉公办事，李渊、李世民父子皆对他委以重任。
李世民即位后，裴矩更是成了像魏征一般直言犯谏的谏臣。
此时，裴矩已经80岁高龄了，李世民还不肯让他退休，仍然重用他为相。
有一回，李世民决意惩治腐败，暗中派人行贿，结果有一个刑部的官员收受了一匹绢布，李世民大怒，想要处死他，裴矩进言道：“此人受贿，确实该杀，但陛下让人试探，就是故意陷害别人，这样钓鱼执法怎么行呢？”
李世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特地召集五品以上官员，褒奖：“裴矩能当官力争，不看朕脸色行事；如果每件事都能如此，何愁天下不治！”
《新唐书》中，说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他究竟是奸臣还是忠臣？
司马光这样评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 -
历史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当官是为了个人前途，而非家国命运，所以当遇到昏君时，他们便会变成佞臣，施诡计、进谗言，落得个千古骂名也在所不惜。
但这样左右逢源的人，恰恰是最有能力的人，所以，当他们遇到明君时，便会发挥最大的能量，于国计民生有利。
如果不事二主的叫忠臣，那么裴矩这样的人就是天大的奸臣，魏征这样跟过六个主子的人，早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如果评判忠奸的标准是他们是否于国计民生有利，那么裴矩平岭南、通西域的功勋，足以登上千古名臣榜。
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如裴矩这般，在隋炀帝的统治下，根本无木可栖，只有待在朽木上一同溃烂的份儿。
裴矩是幸运的，他生在了家国乱世之隙，还有选择的机会，他也活得够久，能够等到明主降临。
忠与奸，原本就难以分辨，正如同昏君与明君，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的度量衡。
开疆拓土的汉武帝算明君吗？
可他治下的大汉帝国，卖官鬻爵、垄断盐铁、穷兵黩武，将国家的底裤都扒光了，老百姓苦不堪言。
亡了国的崇祯算昏君吗？可他兢兢业业，除权阉惩奸党，勤政且廉洁，当世文人与百姓无不称其为“圣人”。
于谦是不是忠臣？可是他为了保卫京师，抛弃了君王，对英宗来说，他是最不忠的乱臣贼子。
魏忠贤是不是奸臣？
可是朱由校认为他是忠臣，把国家大事都交给了他。崇祯抹脖子上吊前，身边的太监哭着说：若九千岁在，断不至此。
古往今来，没有听说过因为臣子尽忠，昏君就变明君的故事，但却有裴矩这样，明君治世，奸臣变贤臣的故事。
朱元璋杀尽开国功臣后，太子朱标哭着说：“先有尧舜之君，后有尧舜之臣”，反过来说，有桀纣之君，方有奸佞之臣。
不过，这忠与奸、明与昏，都是没法真正探究的，因为舆论永远掌握在“忠臣”手里，写诗、写书、写史的士大夫，自然会把与自己利益一致的一方划到忠臣行列里去。
太多人喜欢分清黑与白，但这事儿，本就是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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