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是很多人为自己不讲究个人卫生找的借口，更普遍的说法应该是“不干不净不得病”。既然是借口，这种说法当然是错误的，“讲究卫生、预防疾病”才是人所皆知健康常识。
然而，近年来“不干不净不得病”这种说法又开始流传，并宣称获得被称之为“卫生假说”的科学理论的支持。这是真的吗？
不干不净不得病？假！
这当然是假的。
历史上看，直到进入本世纪之前，人类健康和生命最大的威胁来自于以细菌、病毒和寄生虫为主的微生物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其中，传染性强的烈性感染性疾病的流行往往造成大面积人口的减少，甚至在某个阶段某个地区造成灭绝性灾难，这些烈性传染病也常被称为瘟疫。
近现代以来，医学迅速发展，显微镜的发明和应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的发展，消毒方法的建立，公共卫生理论和设施的发展完善，以及抗生素、抗寄生虫药、抗病毒药以及预防接种的普及，使得感染性疾病已经不再是人类健康最主要的威胁，而是代之以心血管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非感染性疾病。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感染性疾病会销声匿迹。恰恰相反，它们从未停止过侵袭，甚至随时会发起猛烈进攻。
几十年来艾滋病一直挥之不去，古老的结核病近年来又有死灰复燃迹象，今年非洲地区爆发的埃博拉疫情震撼世界。就国内而言，近年来，从“非典”、“甲流”到“禽流感”，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心脏。
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屠呦呦和其他两位科学家，以褒奖他们发明的治疗寄生虫新疗法。近日，广东地铁检出所谓“超级细菌”（实际上是一种耐药金黄色葡萄球菌，尚不能称为超级细菌）说明危害性感染威胁就在我们身边。
就在10月30日，世卫组织宣布全球约三分之二的50岁以下人口感染引起口周和生殖器疱疹的I型和II型人状瘤病毒。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感染率普遍超过75%，非洲地区更是超过80%，而公共卫生发达的欧美地区普遍在40~50%之间。
日常人们最常患的感冒和感染性腹泻也同样是感染病原微生物的结果。
9月份发表在《柳叶刀》杂志上的“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13”为我们提供目前全球范围内人类健康威胁的概貌。研究发现，与1990年比较，虽然不安全用水、卫生设施不足和不使用肥皂洗手等因素造成的疾病负担有所下降，但是仍高居所有危险因素的前十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仍位居三甲。
可见，感染性疾病仍然是我们健康的重大威胁。我们知道，防治感染性疾病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切断感染途径。对于大多数人类感染性疾病而言，讲究个人卫生是切断感染途径的最有效方法。
因此，所谓不干不净不得病的说法是十分错误的。
那么，有人宣称的“不干不净不得病”的科学依据，即所谓“卫生假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卫生假说”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国家过敏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发病率显著升高。比如，1964年~1990年间苏格兰和澳大利亚儿童哮喘患病率分别增加56%和59%；1980年~2003年间美国儿童哮喘患病率增加了38%。其他常见的自身免疫疾病，像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罗恩氏病、1型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等也显著增加。
这些都属于免疫介导的疾病，免疫失调的原因不外乎遗传和环境因素。遗传基础短期内不可能发生重大变化，因此人们将研究重点放在了环境因素上。
英国流行病学家斯特拉坎通过对超过17000名出生于1958年儿童23年的队列研究，观察到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与花粉症和湿疹的发病率呈负相关关系，尤其是家中有哥哥姐姐的儿童更容易获得保护。他得出结论认为，生命早期一定“暴露窗口”年龄接触到由其他成员带来的微生物的感染有助于过敏性疾病的预防。
他的这项研究发表在1989年的《英国医学杂志》上，并提出他著名的“卫生假说”（“HygieneHypothesis”，HH）。
该理论认为，工业化国家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的改善减少了生命早期婴幼儿和儿童暴露于某些感染性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机会，而这些微生物和寄生虫可以通过分泌某些物质作用于人体免疫系统形成人体对它们的免疫耐受，与人体实现“和谐共处、共生共存”。生命早期缺乏或减少这些微生物和寄生虫的感染，将导致免疫耐受建立的缺陷，从而增加发展过敏性和自体免疫疾病的机会。
斯特拉坎的卫生假说引发人们广泛的研究兴趣。随后广泛的临床试验和动物实验研究证据为这种假说提供了支持，也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人们发现，早在1968年，格林伍德就观察到尼日利亚人中自身免疫性疾病非常罕见，并认为多种寄生虫感染有助于免疫调节抑制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展。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寄生虫感染，特别是肠道蠕虫的感染与过敏性疾病患病率成反比关系。相反，抗寄生虫治疗可以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增加。
研究还发现家养宠物对儿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也有保护作用。最近的一项包括36份研究的荟萃分析报道，接触宠物，特别是狗，降低婴儿或儿童特应性皮炎的发生风险。
今年1月份发表的一项由斯特拉坎领衔的、涉及52个国家超过50万儿童的广泛的国际研究进一步证实，花粉症或湿疹风险与兄弟姐妹总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且这种关联是在较富裕的国家更明显。为卫生假说提供更为坚实的证据支持、
不仅限于过敏性疾病，研究也发现，生命早期感染微生物和寄生虫有助于减少诸如炎性肠病、溃疡性结肠炎、罗恩氏病、1型糖尿病和多发性硬化症等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
但是，一些反向证据为“卫生假说”出了难题。并不是生命早期的所有感染都可以对过敏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提供保护。相反，现代大多数儿童期最常见的感染如麻疹、腮腺炎和水痘等不但没有产生保护作用，甚至经常触发它们。比如，大量研究证据证明，婴幼儿期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老朋友假说”
2003年，格雷厄姆鲁克提出了“老朋友假说”（ “old friends hypothesis” ）为儿童期微生物暴露和炎症性疾病发生之间的联系提供了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这种假说认为，在大约10000年前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前，人类以小群落狩猎、采摘和捡拾为生，接触大量野生动物、植物和腐肉，因此早期人类肠道含有大量寄生虫、病毒、细菌及其他各种微生物株群。这些微生物的存在不是为了杀死宿主，而是为自己找一个生存栖息地。长期的博弈在人类与这些微生物间建立起了共栖共生的关系。这些微生物为了防止宿主对自己痛下杀手，在数以千年的漫长过程中通过释放一些物质来抑制人体的免疫反应形成对于自己的免疫豁免和耐受。
进入新石器时代，社会群体扩大形成永久性的社区，人类转向农耕和驯养家畜为主的生产方式。这时，人类更多地接触到牲畜粪便，其中含有的微生物通过饮用水广泛传播，导致肠道主要微生物大规模的变化，从而完成“第1次流行病学转变”。可以相信在此期间，象霍乱、鼠疫、斑疹伤寒等传染病首先开发并迅速蔓延。
“第2次流行病学转变”发生在19世纪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开始，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城市化的迅速普及，动物主要被置于城市外畜养，饮用水等卫生设施的发展和个人卫生改善，肠道微生物做出顺应性变化。尤其是肠道蠕虫被迅速消灭，与人类携手共度数千年的这些“老朋友”被清除，他们对于人体免疫系统的抑制也就减弱或者消失，从而放肆了人体免疫系统，造成了过敏性疾病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开发和蔓延。
不像那些与人类和平共同进化的“老朋友”，新石器时代以后新入侵的微生物，它们具有杀死宿主的企图和能力，因而诱发强烈的免疫反应产生，因此与“老朋友”相反，这些“新敌人”不但不会抑制免疫反应形成免疫耐受，反而会诱发强烈的免疫反应，诱发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比如儿童期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往往增加儿童哮喘的风险。
免疫耐受机制
这种免疫耐受的建立涉及多种途径和复杂的机制。这里仅就研究相对深入的肠道寄生虫对于宿主的免疫反应的调节图示如下（高度专业的内容，读者可以跳过）：
有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出疑问：免疫反应的最终是由具有抗原性的免疫原触发，这种免疫耐受针对的仅仅是寄生虫或者其他感染微生物的抗原成分，与其他过敏或自身免疫反应又有什么必然联系呢？
最后一块拼图
10月29日发表在《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杂志上的一项研究为这种理论完成了最后的拼图。英国的研究人员利用计算机程序对数据库中检索出的已知介导过敏反应的IgE抗体相对应的2712种蛋白质抗原，与来自31种寄生虫的超过7万种蛋白质进行了比较。发现2445种寄生虫的蛋白质在氨基酸序列和3D结构与已知能导致过敏的蛋白质非常相似。例如来自曼氏血吸虫（Schistosoma mansoni） 的一种蛋白的部分结构就与能导致过敏的桦树花粉中的一种蛋白高度相似。研究人员还通过实验验证了这两种蛋白之间的确存在交叉免疫反应。
既然来自植物或其他来源的蛋白质与寄生虫来源蛋白质之间存在交叉免疫反应，那么人类对于长期进化过程生共栖的“老朋友”形成的免疫耐受同样适用于具有相同抗原性的其他蛋白质。相反，没有建立起这种免疫耐受的人就容易对这些抗原产生过敏反应。
综上所述，虽然说某些过敏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与“过分”干净相关。但是，不讲究个人卫生的“不干不净“却会招致更多、更严重、可以产生更大危害，甚至是致命性感染性疾病。
因此，“不干不净不得病”的说法是对“卫生假说”的歪曲，是错误的。